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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身边朋友沟通时发现，不少人与她有着同样的遭遇。她的一位朋友在一家招聘网站投递简历时，有的公司HR先问是不是北京人，得到肯定答复后，就没有下文了；有的公司HR与她朋友前期沟通挺好，后来得知是北京女生后，直接回复“不合适，领导更倾向于外地的(应聘者)”。至于原因，她曾经被HR委婉地告知，公司领导认为北京女孩不能吃苦。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教育部于今年11月印发《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校园招聘“三严禁”(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积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在姚金菊看来，就业歧视损害个体权益和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阻碍人才的发展与流动，加剧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招聘市场中不合理的要求，向社会发出了错误的用人信号，也使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面临不公平的待遇。同时，通过设置门槛将求职者标签化来简化招聘流程，会加剧高校间等级分化，最终加深教育不平等，不利于人才的多样化培养。
对此，姚金菊分析说，主要原因在于供求关系不平衡，人才评价缺乏多元化、明确化标准。受地域以及求职者就业观念影响，大量毕业生涌入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造成求职者的过度饱和，供需严重失衡。用人单位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求职者的平等权难以保障。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增长，出于对“学历贬值”的担忧，用人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出于对招聘、培训成本的考量，用人单位想要快速从大量求职者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高水平人才，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以学历作为其选人用人的基础标准。
在她看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并迭代更替，高校学科设置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市场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技能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在就业市场中遭遇歧视。从现实来讲，不同类型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具有不同的标准。然而，目前我国一些高校定位不够清晰，也没有明确的差异化培养目标，不同层次人才区分度不够，不同能力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混同，用人单位无法精准定位需要的人才。
“现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监管惩处力度有待加强。现行立法目前在学历歧视方面的立法倾向是：主要调整显性的直接歧视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而对隐性的间接歧视缺乏相应的识别与应对措施；相关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可供落实的具体规则；缺乏对于法律责任及惩罚措施的明确规定，现有规定惩处力度不足。”姚金菊说，同时对于劳动者而言，维权成本过高，他们往往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有效救济。这就导致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较低，难以有效预防。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985、211曾经是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符号，但现在在一些企业眼里，已经标签化并变成一种不与就业岗位相匹配的人为筛选机制，其结果是大家觉得985、211毕业的学生比其他高校的学生能力强、水平高。另外，就业歧视的救济机制长期以来没有理顺，就业歧视发生了，但很多求职者并没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平等就业权利，因为维权成本比较高。
姚金菊建议，对于毕业生来说，应当强化有关就业歧视的法律意识。同时，简化劳动者维权程序，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也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增加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行为的违法成本。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当树立针对就业者的综合评价标准，如学业成绩、道德品德、专业技能、社会实践等综合评价体系。“总的来说，健全求职者评价体系，便于用人单位多维度进行考察，用切实的多元评价取代‘唯学历论’，为人才选拔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标准。”
在杨雅云看来，鉴于现实中这类歧视现象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有必要在相关法律条文中增加基于学校或学历歧视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目前用人单位发布有关学校、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招聘信息的违法成本很低，从现有司法实践来看，歧视加害者支付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微不足道，对用人单位而言无关痛痒，有必要加大对这类直接就业歧视行为的惩处力度，尤其是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她呼吁，在法律执行层面，劳动行政部门应加大对就业歧视的监察力度，对发布歧视性招聘信息的用人单位及时进行约谈，依法责令改正，必要时予以行政处罚。就保障平等就业权的实施机制而言，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将“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相比歧视受害者个体以私力救济方式维权，公权力的干预介入有助于更有效、更全面地解决当前的就业歧视问题，不妨考虑在制度层面将检察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基于户籍、学历等其他理由的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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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等在干事创业中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将其作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领导干部在担当作为中创造更多业绩。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更须有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以实绩实效彰显能力水平。
坚持高质量发展，答好“树什么样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为领导干部“树什么样的政绩”明确了方向。违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绩，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政绩，也就称不上是政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对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要发挥理念先导作用。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念，领导干部要自觉校正认识偏差，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要释放考评导向效能。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到政绩考核中，以优化政绩考核指标为重点，引导领导干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出实招、见实效。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答好“靠什么树政绩”。如何追求政绩，关乎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形象。落实是最有效的担当，实干是最有力的语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蓝图已经绘就、举措已经提出，关键是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提高认识、改变作风、创造实绩有机统一起来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脚踏实地干好工作，在抓好改革落实中创造实绩。领导干部必须主动作为、敢作善为，不能等靠观望，更不能当“躺平”干部。要以全方位管理、经常性监督、制度化问责防止和纠正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的“等靠要”倾向。要摒弃“虚浮躁”等作风。从提升党性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入手纠正个别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政绩冲动症”，引导其求真务实，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立足实际、把握规律、尊重民意，以良好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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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知思维和人权理念意识，那一时期中华典籍中的大量相关论述，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鲁广锦：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也是历史上人权思想的集中产生期之一，这一时期诞生了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等，各大文明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与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相关的人权思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自觉”。
鲁广锦：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权利观念是源于古代传统的当代重要观念，而这种传统是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而存在的，它们得到了接受和吸纳，并为权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虽没有提出“人权”或“权利”等概念(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没有提出)，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和思考，出现了属于人权范畴的重人、爱人、尊人、保人的人权认知思维，具有生命权、生存权、人格权、环境权等人权理念意识，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首先，“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价值，具有生命权意识。据研究统计，仅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162处讲到“人”，足见孔子对“人”的重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明确“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家也提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亦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杂言》)等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人的存在与人的生命重要性的认识，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民本”，重视民生，具有生存权意识。《尚书》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先祖训诫。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基于对“仁政”的思考，儒家提倡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道家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下篇八十章》)的利民思想。遍览“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体文献，如此关注民生且具有生存权意识的思想，无出中华文明之右者。
第三，“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仁爱”，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具有人格权意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人权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现代文明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许多暗合之处。在孔子看来，“仁”首先要“爱人”(《论语·颜渊》)，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互敬，孟子也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和“兼相爱”(《墨子·兼爱中》)，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儒家与墨家关于“仁”与“爱”的思想，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爱邻如己”“亲如兄弟”等理念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仁爱”为基础，儒家特别强调平等相待，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环境权意识。环境权是一项现代人权，在人权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三代人权。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在“轴心时代”便已产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天然带有“因天之时”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观。儒家大多偏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致中和”的协调关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庄子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构起“达仁”“尚善”“崇正”“贵和”“向公”的人权价值认知。从人权的语境理解，“达仁”是要做有爱心的人，“尚善”是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崇正”是要做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贵和”是要做相互不被伤害的人，“向公”是要做平等的不被歧视的人。这也说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充满着人性、德性和理性的力量。
鲁广锦：“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成果。如果说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自然法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思维有着抽象的、形而上的特点，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那么，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人权思维则有着具体的、现实的特点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并以集体平等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这也说明了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人权模式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虽然都有重视人和尊重人的一面，但自生成起便存在不同。正因有这种不同，才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互补的局面。
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约2300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自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其中包括民主法制观念的不足、等级制度的存在等。对于这些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客观理性看待，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权精神，否定中华文明人权思维的创造性与合理性。重要的是看“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蕴含了哪些精神、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当然，过于夸大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广锦：有研究认为，“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未显题化的理论”。如何才能发现、挖掘、使用好“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富矿”，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权思维定式，摆脱人权概念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束缚，视人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二是从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逻辑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的人权思想内涵、价值取向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挖掘其合理性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人权精神特质；三是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从人权的基本范畴与历史逻辑出发，将中华文明的人权因子纳入人类人权文明体系之中加以研究考察，探寻中华人权文明与人类人权文明的共性价值。(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