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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经常在办公室加班，有时候是解决联点村老百姓的琐事，有时候是借晚上时间录低保信息。”毛田镇干部刘湘怡说，“他联点时，基本都在下村。无论多远，他对自己所联村的低保户都要去几趟，有些行动不便的残疾户，他都会上户主动帮他们拍照，他也会主动帮村里干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他白天忙不赢。每次下村，他都自己搭车去，车费也不报销。他很少坐公车，生怕麻烦别人。”
“看到了李东，似乎就看到了一片阳光。”曾在毛田镇工作的选调生周添瑜还记得，他刚到镇里工作搬进宿舍的第一晚，李东就主动给他买排插、蚊香和洗漱用品，这让他备感温暖。周添瑜说：“李东平时与同事关系也十分融洽，宿舍无偿成为了大家的‘休息室’‘茶话室’。他甚至还‘自备’了一张额外的床，为大家提供一个在繁重工作之余交流、闲谈和放松的场所。”
“我是去年2月份来的镇里，是李东带我过来报到的。在来的路上，他热情向我介绍毛田镇的情况、当地风俗习惯以及生活上的细节。最开始我有些拘谨，他主动去打破，让我喊他‘东哥’，让我更快融入新的集体。”毛田镇农推中心干事方熠明也被李东曾有的“阳光”打动，他说，“东哥天性乐观，‘不急’‘放宽心’‘看开点’长期挂在嘴边，让我们在生活上的不如意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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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鸿曾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我1932年出生于日本，幼少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是个‘战争儿童’。母亲（中国名字郭安娜）遵照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姐姐和我学钢琴。我5岁学钢琴，先是会拉小提琴的哥哥教Bsports手机版下载，后来是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生，姓田中的女老师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1年，学了约四年。那是战争年代，钢琴声和炸弹爆炸声是很不协调的。当时我们住在千叶县，与东京只一河之隔。要是在东京，是不可能听到钢琴的声音的。”
郭志鸿还在回忆中介绍，“1950年5月，作为最早的调干，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洪士銈先生。没多久，洪先生参加土改，又师从朱工一先生。再后，又在前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作研究生。克拉芙琴柯也教过我。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口号是‘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极力提倡民族教材。有要求、有布置、有措施，成立了储望华、刘诗昆和我三人的教材编创组。我们去过陕甘宁边区等地体验生活。我是边教学、边编教材，许多钢琴改编曲都是那时写的。从1973年到1976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组，参加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创编。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我个人的钢琴独奏会。198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与市川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后来好几个城市都邀请我去演出。EMI唱片公司请我当顾问，‘小西财团’请我做委员。在这个财团的支持下，我录制、发行了三套唱片，是以钢琴与小型管弦乐队合作的形式，分别表现的是新疆、内蒙古、云南三个地区的音乐风格。1989年，应吴祖强院长邀聘，我正式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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