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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汪徐家1979年9月进入浙大数学系学习一直到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留校任教。1995年9月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聘任为研究员（Research Fellow），2005年升为教授，并于2007年获得晨兴数学金奖，2009年当选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2013年获得澳大利亚桂冠学者（Laureate Fellowship）称号。2024年9月入职西湖大学，任数学讲席教授。

汪徐家主要从事非线性椭圆抛物方程理论及其在几何与物理中的应用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和他人合作）：建立了Hessian 方程的位势理论，证明了Monge-Ampere方程自由边界的正则性，并把Monge-Ampere方程边值问题的正则性推进到最优。解决了陈省身的仿射Bernstein问题猜想，并对平均曲率流的奇性刻画做出突破性工作。解决了Monge在1781年提出的最优传输问题解的存在性问题，并获得了一般成本函数的最优传输问题的正则性，解决了Villani提出的正则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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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首先，激活古代典籍中的人权思想。中华典籍中蕴含的人权理念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子百家，儒家“仁者爱人”、人“最为天下贵”和“有教无类”，墨家“兼相爱”，道家“齐物”、以对人类的“慈爱”为“三宝”之首，这些都是中华典籍中人权理念的具体表达。通过对这些理念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可以激活古代典籍中的人权思想，从而更好理解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

其次，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在互动中实现人权理念创新。孔子的思想曾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而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和文化进入中国。基于和平发展的世界浪潮，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走向世界，需要在“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间交替，目光流转于中国与世界之间，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人权理念的鲜活生命。

在此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我尝试从中华典籍中提炼出一个能代表中国人权原创性的概念——“道赋人权”。“道赋人权”是指基于“道”这一哲学概念所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其中，“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意义，它代表着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政治理想以及道德道义。将“道”与人权相结合，旨在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历史性以及合作性，即人权是顺应天道、地道以及人道的必然产物。

一是要加强对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持续挖掘。学术界应系统性梳理、解读与阐释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推动跨学科、多维度、结构化的综合研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应推动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翻译工作，使其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阅读、理解和接受。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专业翻译人员和高质量出版机构的鼎力支持，同时也需要政府和文化界的积极倡导与推动。

二是要深入对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学理阐述。在充分挖掘中华典籍中人权理念的同时，借鉴现代人权理论的优秀成果，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揭示其与现代人权理念的契合之处及独特价值，应致力于将这些理念转化为系统化、结构化、学理化的理论表述，实现中华传统人权理念向中华传统人权理论的实质性飞跃。应邀请海外学者和专家，就中华传统人权理念进行研究和交流，在交流中镜鉴自身不足和优势，推动人权理念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

三是要致力于中国传统人权理念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与双向滋养。探索中国传统人权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应用场景与价值，以实践为土壤，为理论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通过将中国传统人权理念融入人权保障、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实践，可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些理念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效用性和独特性。实践应用不仅能够验证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还能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是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

四是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作为。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中国不仅应作为积极参与者，更应成为建设性贡献者。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人权理念的精髓融入全球人权对话与合作之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中国可以提出更多具有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为解决全球人权问题贡献中国力量。(完)

刘志强，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现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出版《中国人权法学理论建构》等专著12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22个课题。获第十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智库索引(CTTI)智库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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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要进一步提升监督质量，树立监督公信。”应勇表示，立案监督重在加强对该立案而不立案、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监督。要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刑事“挂案”等问题。要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进一步加强正向衔接工作，准确把握刑事立案标准，更加注重监督质量，防止以罚代刑。依法规范办理反向衔接案件，严格把握“可处罚性”原则，做好对主管机关回复和处理情况的跟踪督促，防止当罚不罚。

应勇指出，侦查活动监督重在加强对严重违法情形的监督。要着力加强对侦查取证违法、侦查措施违法、强制措施违法等深层次、实质性违法问题的监督。加大对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监督力度，加强对关键证据的调查核实，强化非法取证源头预防，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索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机制，依法加强对涉及人身权利强制措施的监督，切实强化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监督。着力监督纠正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特别是跨区域违法抓人、违法“查扣冻”等趋利性执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