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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典现场对获得2024年“十佳优读空间”“北京市诵读大赛”“阅读北京优秀组织奖”的获奖单位及个人进行了表彰。今年10月，北京城市图书馆荣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颁发的“2024年度公共图书馆奖”，并被评委评价为“是文化加科技融合的有益探索，确实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图书馆的伟大范例。”盛典现场，首都图书馆副馆长李念祖讲述了北京城市图书馆在建筑设计、可持续解决方案、提升本地文化的卓越贡献以及未来展望。
国家一级演员、导演王斑，主持人、演员黄薇共同朗诵了毕淑敏的作品《读书使人优美》，表达了阅读可以赋予人内在美的多样形态。国家一级演员宗平，朗诵艺术家胡乐民、张倩，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大迪为观众带来了原创作品《去阅读吧》，阐述阅读如何帮助人们在繁华间自律，在落魄时自励，在尘埃里自尊，在痛苦中自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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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看来，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有许多特殊优势，但其中最为重要、最具价值、最能作出贡献的就是文化。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取得怎样的发展成绩，澳门究竟有何独特魅力能够当选“东亚文化之都”，以及澳门如何校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更好地以澳门所长对接国家所需？吴志良日前接受中国新闻网“港澳会客厅”专访，讲述他眼中的澳门文化，并对上述问题一一解答。
吴志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可能要回顾一下历史。澳门自明朝中叶开埠以来，一直是亚洲最繁盛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港口。当年航海通道开通之后，葡萄牙人首先从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洋，再来到中国的珠江口，因为为明朝所不容，他们跑去了日本，再回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某种意义上，澳门是整个东亚的中心，它一直是中国与东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
吴志良：澳门文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完整保存了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因为澳门过去几百年来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中心，远离天灾人祸。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很多传统的基因，在澳门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这里的民族文化谱系是比较清晰的。另外一方面，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我们还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特区”，又成为了与西方、与外来文化交流交往的前沿阵地，并且这种交流交往能够在相对平等的状态下，所以这种交流的过程是自然的。
一方面best365体育最新版本，我们是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澳门历史城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的庙宇。内地其他省市的庙宇历史更加悠久、更加宏伟、更具艺术性。我们的教堂跟欧洲很多教堂来比，艺术性规模可能也没有他们那么大。但是在澳门那么细小的一个地方，中西文化能够长期和睦相处，这在世界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是比较罕见的。我们说澳门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的原因就是形成了一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可以在方圆数里之地和睦相处的一种社区精神。
吴志良：澳门是个移民城市，从天南海北、世界各地来到澳门的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求这种更加好的生活，大家都会以和为贵。虽然对方的文化习俗我们不接受，我们甚至不了解、不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大家还是可以相互地尊重、相互地理解，随着交往的密切，慢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也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产生的契合点。
当时他们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第一要摸清楚澳门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要对澳门当时的现状，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况摸清楚，使得澳门的回归更加顺利，使澳门特区的创建更加顺利；第三，怎么来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澳门特区成立之后，澳门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澳门还有什么价值可为国家服务？这是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所以后来我做了总结，还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澳门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主流核心价值是什么？首先，“澳门学”要旗帜鲜明地讲出来；第二，“澳门学”的研究要定位为一个地方学的研究，因为它的宏观叙事是在中国大背景下；第三，“澳门学”还要凸显它的国际性。因为澳门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对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是有帮助的；第四，我们还要培养一批人才，形成人才的梯队，使得“澳门学”可以薪火相传。
吴志良：澳门回归后的25年，毫无疑问是澳门历史上最辉煌的25年。政治上，澳门经历了从殖民管理到“一国两制”的转变；经济上，从回归前的不知名城市，现在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一个经济体，创造了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发展的奇迹；从文化上看，澳门虽然是在历史学界公认的中西文化交流重镇，但大众对它的认知其实还是不够的，25年后澳门文化的能见度、影响力明显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更加坚定；教育上更不用说，我们刚刚回归的时候，澳门的人口中只有5.5%接受过高等教育，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超过30%，澳门的大学也从一所变成了十所。
吴志良：澳门的条件我认为有四点：中西并举、古今同在的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第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互鉴的经验。第三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会环境。第四点，我认为也很重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这四个特点是在澳门中西文化碰撞、交往交流中形成的经验，为澳门在国家发展中的文化定位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特别在当今“小院高墙”这种年代，更需要像澳门这样的文化符号，西方看得明白，东方看得明白。用其他国家的人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更加明白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我认为没有其他地方比澳门更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怎么充分利用澳门这个特殊地位和“一国两制”的政策优势，将澳门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基地，传播我们的文化，传播我们的价值，传播我们的发展理念。
最近我还提出要将澳门打造成中国的“文化硅谷”。为什么用“硅谷”这个词？我希望中外文艺大家、文博机构、文博项目可在澳门落地，共同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共同创作。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东西，人家未必看得明白。我们一起来打造时，作品就融合了不同文化的元素，使澳门真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真正可以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作出我们的贡献。
澳门的“道”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应该怎么做？澳门几百年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这里和睦相处，不就是人类未来应该找到的一条路？当时我的博士论文起了个名字叫“生存之道”，到现在我认为这个“道”要走得更远，不是澳门本身的生存，而是人类的生存。所以澳门在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时候，能引起各方关注，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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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及“窑洞对”，那么“窑洞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1945年，民建先贤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展开了一场关于国家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深刻对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可以熟稔讲出这段历史佳话，也曾在政协大会上以“周期率”为题作大会发言，时代演进下他又产生了哪些新的感悟？(编辑 刘鹏 责编 赵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