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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北京市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支修益介绍，“烟卡”存在一些潜在危害。首先是误导青少年认知，孩子们在收集、交换“烟卡”的过程中，很容易对烟草产生好奇和向往。其次是烟草广告效应，玩具“烟卡”上印刷的烟草品牌标识和相关信息，实际上是在向孩子们传播烟草广告。此外，“烟卡”还可能增加青少年未来吸烟的风险，孩子们在接触玩具“烟卡”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渐接受并模仿吸烟的行为。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认为，“烟卡”就是烟草商标和广告。生产、展示、销售“烟卡”，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广告法。如果仿制、展示、销售“烟卡”，则涉及违反商标法和烟草专卖法。王振宇希望通过防控“烟卡”的行为倡导烟草制品的朴素包装，呼吁在烟盒包装上加警示图，并期待社会共治，呼吁立法先行。
如何应对青少年沉迷“烟卡”问题？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研究员杨杰指出，对青少年沉迷“烟卡”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和担忧的层面。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烟卡”生产和销售的打击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学校和家庭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康意识。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传播部研究员靳雪征认为，需要将控烟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青少年控烟意识。在开展控烟健康教育时，既要包含事实性信息，展示烟草制品的强成瘾性和健康危害，尤其需要强调青少年群体关注的健康影响问题，比如造成学习障碍、加速皮肤老化等。同时更要重视价值性信息，消解烟草制品与“身份地位、社交神器”等的文化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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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群众办事，对于一些不应开的证明，村(社区)只好模糊处理证明内容。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医疗机构、司法机关对于家庭困难群众有一定的帮扶或费用减免政策，但需要居民提供贫困证明。多位受访村(社区)干部表示，脱贫户各种保障救助政策是很全的，开贫困证明就意味着基层工作没干好，不开群众又有意见，村(社区)只能在证明上写“家庭收入不高、希望给予帮助支持”之类的话。
小小证明关系群众利益，折射出工作机制和作风问题。重庆市委党校教授侯晋雄建议，一方面要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各类证件的电子化，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凡可网络查询的，不再要求群众到村(社区)开具证明；另一方面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梳理分析开具证明事项，按照相关政策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开yun官方登录入口，该自己核实的要自己核实，不要“甩锅”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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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世界冠军、北京体育大学学生 马龙：对台湾其实还是有一些向往，可能从电视上或者课本上了解到，这次想实地去看一看，当然对台湾的美食也已经期待很久。这次不光是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跟大家交流，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感觉更亲切一些。我也很期待到大学当中跟他们一起用乒乓球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