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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天津市医疗创新联盟将有组织地开展高水平转化研究,健全“政产学研医用”协同联动机制,重点加强医疗机构临床研究成果转化通道建设,推动联盟成员单位间共同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梯度扶持政策体系,为科技成果落地提供丰富的临床应用场景;有组织地开展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成员单位将联合开展高校教育改革,根据市场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做人才培养方案;有组织地开展转化研究平台建设,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与企业强强联合,共建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有组织地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各成员单位间国际合作交流和信息共享,联合承办高水平国际化学术会议、精品论坛等。
报告称,多年来,中资企业始终致力于回馈泰国社会,积极出资支持当地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造福泰国社会。例如,中银泰国向泰国盲人协会捐赠资金,助力中文盲文教育在泰发展;三一重工泰国公司向泰国孤儿院提供爱心捐款;中国水电子公司向曼谷市政府捐赠红树林资金;海尔泰国公司出资支持当地小学建设。尤其是在疫情和发生自然灾害时,中资企业踊跃向泰国政府捐赠物资和资金。
自20世纪70年代首次到访中国起,丹麦汉学家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与中国的缘分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作为一名资深汉学家兼外交官,曹伯义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近50年,曾先后担任丹麦驻广州、上海总领事,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亲眼见证了中国发展变迁。今年正值中国与丹麦建交75周年,这位“中国通”依然往返于丹麦与中国之间,为两国友好往来和各领域合作交流助力。
曹伯义: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个大学生,主修政治学,对国际政治和世界事务非常感兴趣。1972年,我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为西方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二是我所在的大学成立了东亚学院,让我可以在中文系学习。
曹伯义:我希望下一代的交流能更加普遍和深入。不过,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挑战。当互联网发展起来时,一些人非常乐观地说:“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成为好朋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确实有助于实现良好的沟通,但它们也有糟糕的一面,有时并没有促进相互理解。因此,即使技术发展,我们也应继续保持理性沟通,推动良性的文化交流。(完)
研究领域为丹中贸易与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著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China in the 1980s)、《从坚实的过去到充满活力的现在:1846年至2006年间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From a Strong Past to a Dynamic Present: Danes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 1846 to 200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