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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空气南下，17日起，浙江最高气温将跌至“1”字头。19—22日早上，除沿海外浙江全省大部最低气温7—9℃，高山区3—6℃。16日夜里至18日，浙江沿海海面有8—9级偏北大风，其中中南部沿海海面局部有10级阵风，内陆部分地区有5—7级偏北阵风，高山区、江河湖面和杭州湾水面有7—9级偏北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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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鸿曾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我1932年出生于日本，幼少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是个‘战争儿童’。母亲(中国名字郭安娜)遵照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姐姐和我学钢琴。我5岁学钢琴，先是会拉小提琴的哥哥教，后来是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生，姓田中的女老师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1年，学了约四年。那是战争年代，钢琴声和炸弹爆炸声是很不协调的。当时我们住在千叶县，与东京只一河之隔。要是在东京，是不可能听到钢琴的声音的。”
郭志鸿还在回忆中介绍，“1950年5月，作为最早的调干，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洪士銈先生。没多久，洪先生参加土改，又师从朱工一先生。再后，又在前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作研究生。克拉芙琴柯也教过我。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口号是‘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极力提倡民族教材。有要求、有布置、有措施，成立了储望华、刘诗昆和我三人的教材编创组。我们去过陕甘宁边区等地体验生活。我是边教学、边编教材，许多钢琴改编曲都是那时写的。从1973年到1976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组，参加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创编。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我个人的钢琴独奏会。198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与市川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后来好几个城市都邀请我去演出。EMI唱片公司请我当顾问，‘小西财团’请我做委员。在这个财团的支持下，我录制、发行了三套唱片，是以钢琴与小型管弦乐队合作的形式，分别表现的是新疆、内蒙古、云南三个地区的音乐风格。1989年，应吴祖强院长邀聘，我正式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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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某某、王昊午共同署名完成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外来理论引入与本土化创新路径——基于20世纪两次西方理论传播与本土化实践的考察》一文写道，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被系统性地引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学者在主动借鉴的同时，着力结合国情进行消化和转化。改革开放后，西方城市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经历了第二轮大规模传播。不同于20 世纪初期个体努力的方式，这一时期理论的引入具有国家层面的思想开放及学术交流的政策推动。中国学者广泛吸收了欧美多种流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并注重将其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际情况结合，开展了大量本土化研究。
该文回顾上述两段过程发现：外来理论的借鉴是城市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为学科提供了理论资源，但必须结合本土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转化，方能真正实现理论工具的本土化。外来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并非对立统一，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整体过程，只有平衡好二者关系，才能最终推动理论的有机转换，促成本土化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