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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合作的另一个重点是促进巴西出口多样化、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巴西农业部部长卡洛斯·法瓦罗近期宣布，今年巴西新增38家肉企获准向中国出口产品。这就表明，两国贸易往来取得了进展。在中国的支持下，巴西可以出口更多产品，不仅仅是农产品和半成品，还包括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品和制成品。有鉴于此，加大对工业部门的投资、加强在技术和研发领域的合作可谓至关重要。

文章进一步表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提供了平台，有助于中巴落实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同愿景。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多边体系改革、开发性金融创新和以科技促进可持续增长等挑战展开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印度、巴西和南非先后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中国也积极参与相关活动，这无疑将增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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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提出三点倡议——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其中，坚持创新驱动就是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8年前同样在利马万博manbetx登录手机版，习主席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主旨演讲，正是以《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为题。此次APEC会议期间，习主席指出：“我们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创新生态，推动亚太地区实现生产力跃升。”“要着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方将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愿同各方深化合作，共同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中方在亚太经合组织提出贸易单证数字化、绿色供应链能力建设、人工智能交流对话、粮食产业数字化等倡议，为亚太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给出中国方案。

就在利马之行的前几天，在北京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见出席中意文化合作机制大会和中意大学校长对话会代表时，习近平主席表示，应“以博大的人文情怀观照人类命运，以兼容并蓄的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和合共生的愿景凝聚发展合力”。此次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重申：“让我们加强团结合作，共迎全球性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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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