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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对此作出重要论述。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强调“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发展数字经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中要求“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后，继续保持稳定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并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都缺乏增长动力，无法持续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主要通过模仿式创新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在达到中高收入阶段后，却难以通过原创性创新来转变发展方式，最终导致经济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相伴随的，正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或者停滞不前。而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一般来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动力。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加强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生产过程更加集约高效，并减少对资源要素投入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能够推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与创新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制度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能够完善市场机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技术扩散、消除市场扭曲；同时，推动企业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更好适应市场变化。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经济全球化与开放效应。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能够通过国际经贸网络促进贸易流动、资本跨境配置、技术扩散外溢等。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也能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设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四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是知识创造与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加大教育投入与技能培训NG.28.66，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的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增强劳动者与岗位需求的适配性等，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长远看，这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出发，运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在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吸引和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走出了一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参与全球分工推进工业化的道路NG.28.66，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从供给侧看，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资本丰裕度不断提升以及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加之能源、土地供给和生态环境约束加剧，继续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NG.28.66，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从需求侧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加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加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给我国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要摆脱粗放扩张的生产力发展传统路径，必须积极拓展先进生产力发展空间，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创造和扩大新的市场需求。破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尽快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这个创新不是模仿式创新，而是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指出：“如果总是跟踪模仿，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2024年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深刻论述，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越来越接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更多依靠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通过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在给定总投入的条件下，形成更多更好的产出。新质生产力的“新”，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创新、企业创新、行业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手段，可以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也可以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既可以是新兴产业，如绿色能源、量子通信等，也可以是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传统产业，如高端制造、智慧农业等。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整体发展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产业化应用蓬勃发展，人工智能产品在医疗、商业、通信、城市管理等方面得到快速应用；在无人机、机器人等新兴领域NG.28.66，我国都有广受国际产业与市场关注的产品。从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趋势：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同时需要看到，当前一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由于其体量和规模还不够大，量的积累还没有引起质的有效提升，因而还没有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比如，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6.3%。同时，房地产等一些传统产业仍处在结构性调整之中，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全要素生产率。这表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刚刚开始，还任重道远，除了强化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外，当前尤其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能够激发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制度创新。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需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靠自身能力创新所有技术与产业。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与国际学术界、产业界的交流合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积极拓展对外交流合作的对象、渠道与方式NG.28.66，同时在一些受到限制的领域集中力量，独立自主开发新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各地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而不能盲目上项目。比如，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朝阳产业，但如果不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盲目为企业提供支持，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和内卷式竞争。各地必须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严格规范招商引资政策，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还给市场，让企业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决定产业发展策略。

大力激发民营企业信心和活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并日益显著，在新兴产业中最为活跃、参与国际竞争最为积极，因而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目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有42万多家，占比超92%；在出口强劲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一半。要扎扎实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同时提高政策精准度，注重综合施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政策和法治环境，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金融和科技创新具有天然联系，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金融制度安排来帮助控制。为此，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对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制度作出系统性、创新性安排，为科技创新提供与其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实现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具体来看，要引导金融机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同时，遵循科技金融的发展规律，提高监管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