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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副司长付扬帆介绍，经营主体从注册到开业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尚未发生经营活动和纳税义务，也没有用票需求，因此不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涉税事项，这部分经营主体没有计入新办涉税经营主体的统计范围。剔除这部分差异因素后，两者实质上是匹配的，两者数量的增长客观反映了我国经济内生动能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彰显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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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义教授，1937年1月9日生于河南省封丘县，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并留校在哲学系任教。1972年进入新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后，先后担任研究生班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89-1991年任所长。1986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99年退休。

王俊义教授直接参与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亲身见证了清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他协助学术带头人戴逸教授，思考清史研究所的长远发展，制订清史研究的整体规划。《简明清史》《清史编年》《清代人物传稿》等重要著述的撰写，《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天地会》《清代的矿业》等档案资料的编纂，都是在清史所建所初期，先后开展起来的，王俊义教授或直接参与研究，或协助组织策划，为清史研究所学术品牌的树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开辟研究阵地，他又协助所里组织《清史研究集》《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知识丛书》等，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合办《清史研究通讯》（后改为 《清史研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开展。王俊义教授大力推进清史研究所的对外学术交流，众多海外知名清史学者先后来访或与清史研究所建立学术联系，海外研究生纷纷来所学习进修，清史研究所教师也赴海外访问、讲学、参加会议，学生也有出国深造者，极大地扩大了清史研究所在海外的学术影响。王俊义教授为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不遗余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离开清史研究所后，也一直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发展，201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他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清史研究所。

王俊义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俊义文存》等，主编或参与主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王俊义教授成果丰硕，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研究，有许多创见，对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起步的清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王俊义教授关心学术发展，积极扶持学术新人。他襟怀坦荡，正直敢言，勇于开展批评争论，为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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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仍然适用于全球体系的组织和治理。儒家思想尊重权威，而在现代社会，这些“权威”来自于全体人类共同商定的“框架”，只有所有人参与其中并尊重“框架”中机构的约束，这一“框架”才能成功运作。因此，对于国家而言，需要尊重全球运行的“框架”与各种机构的权威地位，同时也要在全球义务与主权独立中寻求平衡，正如孟子“中庸之道”所揭示的那样。

过去数十年间，包容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安全。如今，全球正面临对抗与合作之间的抉择，气候变化、全球债务、国际冲突、贫富差距等问题十分棘手。值此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敦促所有国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意外后果的行动，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当今世界变局之中hth手机版登录官网，可借鉴孟子“反求诸己”的智慧，通过开展对话、相互包容和理性决策来弥合分歧。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60%的人口，东方文明在这一区域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妨碍拥有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实现建设性沟通与合作。如中国与新加坡就将儒家思想纳入其社会治理模式，以平衡经济增长、增进社会凝聚力和推动国家现代化。太平洋国家也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重视共同的价值观，太平洋岛国论坛(PIF)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亚太经合组织(APEC)则将亚太地区大大小小、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通过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繁荣。东盟(ASEAN)的成功也十分类似。

从个人经历出发，我认为亚太地区各项合作的成功，均有东方思想的助力，尤其是孟子思想所倡导的领导力。通过追求和培养富有同情心、公正和负责任的领导力，这些古老的思想对于推动本地区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亚太地区的成功业已证明这一点，且亚太地区未来很可能继续成为全球发展和增长的引擎，因此我希望该地区的国家能将互利合作作为地区发展的动力，避免分裂。

孟子的思想启示我们，整个人工智能领域迫切需要致力于以人为本的研究开发；需要制定规则和指导方针，从而确定人工智能的道德管理和透明问责；行业领导者必须在人工智能的算法设计、控制及关键决策中承担道德责任；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教导民众相关知识，并努力就私人数据的使用达成共识。孟子的中庸之道，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发挥作用的环境至关重要。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带来效率和优化，但领导者必须确保它是对人类决策的补充，而非取代。尽管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潜力无限，但人类迫切需要在效率与监管之间达成平衡。

回到孟子的“性善论”，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作为产品的人工智能可以继承人性之本善。人工智能本质上无关好坏，它所带来的影响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和开发者。故而使用者和开发者必须承担起责任，确保其发展不会超越人类思考的范畴。与此同时，公共机构的监管也应迎头赶上。否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相关行业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基础上进行自我监管。

在我们塑造各自文明的同时，我想起了毛利文化中的一句珍贵谚语，“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回答就是‘He tangata，He Tangata，He Tangata’——‘是人，是人，是人’。”我们很幸运，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他们的远见和智慧，但接下来要做的，将决定我们能否像前人一样，为发展不同文明作出贡献。我相信，决定这一代人贡献的不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而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