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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可今年7月找到Bee团队，花费两万四千元购买了情感咨询服务。她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花花承诺自己不会不成功，“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学费”交了，服务并不到位。钟可表示，根据合同规定，咨询服务按30天的周期计算，但服务开始后，花花和Bee并没有主动询问她们是否需要。“第一天到第三天，他们只给我发了课程，没有让我找诉求对象，也没有帮我想该怎么办。”
咨询服务开始后，男生持续回复微信，让邢艺误以为代聊服务有效果。不过，矛盾也因此埋下了种子。邢艺讲述，一次男生问要不要出来一起玩。由于拿不准主意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她便询问花花如何回复。对方一共问了四五次，邢艺均按照Bee团队的“指导”避开正面回复。这件事最终黄了，自己和男生的关系也急转直下。邢艺认为，这些回复像“已读乱回”，“回了又好像没回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很回避问题。”
11月18日，贝壳财经记者以“情感咨询”为关键词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看到，相关投诉达到2839条，大多涉及退款难、霸王条款、诱导消费、虚假宣传等问题。其中，有消费者表示，因效果不理想与指导老师争论时，该老师态度恶劣、言辞犀利；还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在要求全额退款无果并投诉过程中，遭遇了对方的言语冒犯。
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李源认为，上述类似合同条款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商家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加重了消费者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有订约自由，也有依法解约的权利，商家无权禁止。消费者单方停止履约的违约责任，应当综合考量合同履行程度、商家提供服务的情况、消费者单方放弃服务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确定。”李源说。
对此，11月18日，伊娃信息工作人员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公司在签订合同时，都会和消费者说清楚。“每个合同涉及的金额不一样。我只能跟你说价格，你接受、同意了，转我款，我也不会立刻收这个钱，而是先把合同发给你，你看了以后想签就签，不想签就不签。不想签的话，公司也可以把钱退还给你。”她表示，没有人和她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说“这个合同我不签”。
贝壳财经记者调查期间，多位受访者反复用“被骗”形容自己的情感咨询经历。李源表示，如果商家在销售服务时提供了虚假信息或夸大其词，使得消费者误以为通过购买服务可以实现特定效果(如提升社交能力或改善双方关系)，但实际上这些效果并不能通过所提供的服务实现，则可以认定商家存在欺诈行为。不过，他强调，这类服务的效果往往难以量化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
对于这类服务合同纠纷多发，李源分析称，情感咨询服务合同关系具有一定的道德及个人隐私属性，服务效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没有明确的服务标准可以参考，是导致此类合同在实践中容易产生纠纷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目前此类情感咨询服务行业存在监管空白，相关咨询从业人员资质、水平参差不齐，商家设置霸王条款，在消费者支付相关费用后，敷衍了事，消极履行合同义务等都可能是纠纷多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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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知思维和人权理念意识，那一时期中华典籍中的大量相关论述，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鲁广锦：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也是历史上人权思想的集中产生期之一，这一时期诞生了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等，各大文明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与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相关的人权思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自觉”。
鲁广锦：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权利观念是源于古代传统的当代重要观念，而这种传统是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而存在的，它们得到了接受和吸纳，并为权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虽没有提出“人权”或“权利”等概念(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没有提出)，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和思考，出现了属于人权范畴的重人、爱人、尊人、保人的人权认知思维，具有生命权、生存权、人格权、环境权等人权理念意识，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首先，“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价值，具有生命权意识。据研究统计，仅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162处讲到“人”，足见孔子对“人”的重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明确“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家也提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亦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杂言》)等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人的存在与人的生命重要性的认识，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民本”，重视民生，具有生存权意识。《尚书》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先祖训诫。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基于对“仁政”的思考，儒家提倡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道家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下篇八十章》)的利民思想。遍览“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体文献，如此关注民生且具有生存权意识的思想，无出中华文明之右者。
第三，“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仁爱”，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具有人格权意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人权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现代文明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许多暗合之处。在孔子看来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仁”首先要“爱人”(《论语·颜渊》)，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互敬，孟子也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和“兼相爱”(《墨子·兼爱中》)，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儒家与墨家关于“仁”与“爱”的思想，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爱邻如己”“亲如兄弟”等理念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仁爱”为基础，儒家特别强调平等相待，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环境权意识。环境权是一项现代人权，在人权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三代人权。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在“轴心时代”便已产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天然带有“因天之时”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观。儒家大多偏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致中和”的协调关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庄子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构起“达仁”“尚善”“崇正”“贵和”“向公”的人权价值认知。从人权的语境理解，“达仁”是要做有爱心的人，“尚善”是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崇正”是要做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贵和”是要做相互不被伤害的人，“向公”是要做平等的不被歧视的人。这也说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充满着人性、德性和理性的力量。
鲁广锦：“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成果。如果说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自然法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思维有着抽象的、形而上的特点，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那么，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人权思维则有着具体的、现实的特点，并以集体平等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这也说明了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人权模式，虽然都有重视人和尊重人的一面，但自生成起便存在不同。正因有这种不同，才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互补的局面。
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约2300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自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其中包括民主法制观念的不足、等级制度的存在等。对于这些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客观理性看待，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权精神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否定中华文明人权思维的创造性与合理性。重要的是看“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蕴含了哪些精神、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当然，过于夸大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广锦：有研究认为，“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未显题化的理论”。如何才能发现、挖掘、使用好“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富矿”，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权思维定式，摆脱人权概念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束缚，视人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二是从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逻辑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的人权思想内涵、价值取向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挖掘其合理性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人权精神特质；三是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从人权的基本范畴与历史逻辑出发，将中华文明的人权因子纳入人类人权文明体系之中加以研究考察，探寻中华人权文明与人类人权文明的共性价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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