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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身边朋友沟通时发现，不少人与她有着同样的遭遇。她的一位朋友在一家招聘网站投递简历时，有的公司HR先问是不是北京人，得到肯定答复后，就没有下文了；有的公司HR与她朋友前期沟通挺好，后来得知是北京女生后，直接回复“不合适，领导更倾向于外地的(应聘者)”。至于原因，她曾经被HR委婉地告知，公司领导认为北京女孩不能吃苦。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部于今年11月印发《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校园招聘“三严禁”(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积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在姚金菊看来，就业歧视损害个体权益和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阻碍人才的发展与流动，加剧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招聘市场中不合理的要求，向社会发出了错误的用人信号，也使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面临不公平的待遇。同时，通过设置门槛将求职者标签化来简化招聘流程，会加剧高校间等级分化，最终加深教育不平等，不利于人才的多样化培养。
对此，姚金菊分析说，主要原因在于供求关系不平衡，人才评价缺乏多元化、明确化标准。受地域以及求职者就业观念影响，大量毕业生涌入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造成求职者的过度饱和，供需严重失衡。用人单位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求职者的平等权难以保障。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增长，出于对“学历贬值”的担忧，用人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出于对招聘、培训成本的考量，用人单位想要快速从大量求职者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高水平人才，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以学历作为其选人用人的基础标准。
在她看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并迭代更替，高校学科设置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市场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技能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在就业市场中遭遇歧视。从现实来讲，不同类型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具有不同的标准。然而，目前我国一些高校定位不够清晰，也没有明确的差异化培养目标，不同层次人才区分度不够，不同能力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混同，用人单位无法精准定位需要的人才。
“现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监管惩处力度有待加强。现行立法目前在学历歧视方面的立法倾向是：主要调整显性的直接歧视，而对隐性的间接歧视缺乏相应的识别与应对措施；相关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可供落实的具体规则；缺乏对于法律责任及惩罚措施的明确规定，现有规定惩处力度不足。”姚金菊说，同时对于劳动者而言，维权成本过高，他们往往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有效救济。这就导致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较低，难以有效预防。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985、211曾经是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符号，但现在在一些企业眼里，已经标签化并变成一种不与就业岗位相匹配的人为筛选机制，其结果是大家觉得985、211毕业的学生比其他高校的学生能力强、水平高。另外，就业歧视的救济机制长期以来没有理顺，就业歧视发生了，但很多求职者并没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平等就业权利，因为维权成本比较高。
姚金菊建议，对于毕业生来说，应当强化有关就业歧视的法律意识。同时，简化劳动者维权程序，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也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增加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行为的违法成本。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当树立针对就业者的综合评价标准，如学业成绩、道德品德、专业技能、社会实践等综合评价体系。“总的来说best365体育最新版本，健全求职者评价体系，便于用人单位多维度进行考察，用切实的多元评价取代‘唯学历论’，为人才选拔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标准。”
在杨雅云看来，鉴于现实中这类歧视现象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有必要在相关法律条文中增加基于学校或学历歧视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目前用人单位发布有关学校、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招聘信息的违法成本很低，从现有司法实践来看，歧视加害者支付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微不足道，对用人单位而言无关痛痒，有必要加大对这类直接就业歧视行为的惩处力度，尤其是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她呼吁，在法律执行层面，劳动行政部门应加大对就业歧视的监察力度，对发布歧视性招聘信息的用人单位及时进行约谈，依法责令改正，必要时予以行政处罚。就保障平等就业权的实施机制而言，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将“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相比歧视受害者个体以私力救济方式维权，公权力的干预介入有助于更有效、更全面地解决当前的就业歧视问题，不妨考虑在制度层面将检察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基于户籍、学历等其他理由的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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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规划》的规划年限为2024-2035年，其中近期为2024-2030年。《布局规划》表示，公厕需求预测参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按照每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3至5座考虑。根据需求预测，广州市公厕需求区间值为6405-10675座，现状公厕总数量已满足标准要求，但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因此，此次规划主要对公厕覆盖不足的区域，通过新增、扩建环卫公厕弥补缺口，数量、空间均能满足规划需求，实现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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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警方后来查明，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早有预谋、分工明确的案件：2022年8月，“操盘手”陈某等人经由张某、吴某等“猪仔中介”认识“背债人”李某，将其发展为团伙成员。在李某无购车意愿和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伪造包装李某银行流水、工作收入等虚假材料，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购车融资抵押贷款。资金审批通过后，“金主”柴某配合陈某，前者以收取高息为条件、为后者垫付购车首付款，在外市一家汽车4S店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本应按照融资租赁公司要求为车辆办理抵押，但陈某等人不仅没有办理，还伪造了被前述公司保管的合格证和发票，通过销赃人员为车辆办理上牌登记和过户转卖，事后仅还了一两期租赁费用即断供，造成融资租赁公司坏账。
类似的犯罪手法，在国内可以追溯到2017年前后。三五人一伙，伪装成贷款中介，租一处房屋以招募、接待客户。所谓的“客户”，就是缺钱又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无法获得贷款额度的社会闲散人员。“操盘手”和中介通过网络将他们吸引到这里，许诺通过购车、购房等方式向借款机构贷款，声称资质不够他们可以解决，贷出来的钱不需要还，但中介要分一半。
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经侦大队警官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证”是指“猪仔”的身份证，“两证一卡”是指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纯白”意味着“猪仔”从来没有办理过贷款。以“猪仔”的名义购车，进而获取融资租赁公司和银行的贷款，这些身份证件和“猪仔”良好的征信记录是诈骗团伙作案的基础物料。诈骗成功后，中介可以收取5000元到2万元不等的费用。
接下来是“包装”。从借款机构的眼光来看，就申请贷款而言，未经装扮的“猪仔”通常资质很差，要想提升资质，就要精准包装。建筑工人要包装成车企员工，无固定收入要装作月入2万，根据无中生有的“人设”，在网上找人现做一份符合人设的假流水。为了通过借款机构的线下审核，“猪仔”还要穿上像样的衣服，学习大企业员工的腔调。
算上提车时购买的车保，一辆新车从套出到卖出best365体育最新版本，短短一周时间，已经贬值数万元。如果借款机构审批贷款时打了折扣，犯罪团伙的利润空间就会被进一步压缩。为了保证获利空间，“操盘手”往往会拖延、减少对各个中介、“金主”的结算金额，本就缺乏信任、靠博弈维持关系的合作伙伴也就容易发生内讧。张敏说，这种合作关系通常维持不到三个月即告终结。
就连理论上只能任人宰割的“猪仔”，在这场“牌局”中也有自己的博弈方式。他们会在“操盘手”和中介控制他们向借款机构表演的阶段，尽可能地要更多钱。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猪仔”有时会根据地域拉帮结派，不断骚扰“操盘手”和“猪仔中介”——“同行”之间流传着这类案例，以至于“操盘手”在筛选“猪仔”时，碰到特定地域的人，无论对方言谈、形象、资质多么良好，都会尽量避开。
李某参与的诈骗案件，涉案的汽车最终以28.5万元的价格由“操盘手”陈某通过销赃中介卖给二手车商，“操盘手”陈某获利13.2万元，获利最多。此外，“金主”柴某获利3.3万元，“猪仔”李某获利1.6万元，“猪仔中介”张某获利5万元，销赃中介吴某获利5000元。剩余的资金被陈某用于支付其他“进件”中的垫资、利息及中介费用。
犯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中充斥着类似上述的对话。“这种同伙之间的交流能反映出他们的角色。”张敏说。此外，与“操盘手”陈某关联的借款人都发生逾期、都使用相同的手法伪造贷款申请资料，在这些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便很难成立了。以涉案的汽车为切入口，东莞警方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陈某团伙针对15辆汽车实施的犯罪。
“汽车贷款政策的松紧直接影响汽车市场的供需关系。政策宽松时期，消费者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带动汽车销量增长。但宽松政策的潜在风险在于借款机构放松审核标准，导致风险管理失控，进而推高不良贷款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余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宽松政策本身不会必然导致坏账上升，但若借款机构忽视风控环节，则风险加大，关键在于机构是否能在政策刺激与风控措施之间取得平衡。
“2018年兴起的这一轮诈骗案件在本质上延续了传统模式，但随着金融科技和产业生态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复杂性。”余方观察到，由于互联网金融与数据伪造技术的引入，生成虚假资料变得更容易，诈骗行为也变得更隐蔽。随着贷款的线上化和业务量的上升，借款机构对借款人数据的真实性审核难度加大，给信用审核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