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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商联主席寿子琪指出，源头创新非常重要，希望广大民营企业乘势而上南宫NG注册平台入口，再攀“高寒带”、再闯“无人区”，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的“中国药”。寿子琪希望完善投入机制，吸引更多资本流向源头创新；贯通产学研医，推动建设创新联合体，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引导企业主动链接国际资源，进一步探索源头创新的新范式、新方向。
在论坛上，相关跨国药企与复旦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表示，期待校企携手同行，继续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企业方面表示，创新一定要从需求出发，围绕患者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展开。未来，该企业也将继续坚持全球化发展，包括加大全球研发能力的提升、临床能力的建设、全球销售网络的建设。论坛现场还举行了“源头引领聚力同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来自上海广慈转化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复旦大学、瑞金医院以及企业等的代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各方在生物医药源头创新领域的深度合作。
当下，全球生物医药发展处于低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呼吁，中国医药的源头创新及产业创新亟须政策支持，需要更宽松的发展政策和市场环境。他认为，仿制药是公共产品，必须保证老百姓用得起，而创新药首先要能让老百姓用得上，没有完善的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咸泽强调生物医药产业要不断研究新思路、探索新方向、交流新经验。他指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重塑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形态和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实现从AI模型优化分子到合成路线设计，再到自动合成、自动分析、自动筛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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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新红专”轮于今年7月正式交付使用，船长69.83米，宽10.9米，最高航速可达18节。“新红专”轮核心系统全部为中国设计制造，具有远程遥控及自主航行功能，排水量不足1500吨，但有逾1.5万个检测控制点，是普通船的约30倍，还配置船舶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控制系统等，可实现船舶开阔水域自主避碰、自动靠离泊等功能。
当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连同多位中国内地与香港航运界代表登船参观。林世雄表示，“新红专”轮是全球首艘集科研与教学实训于一身的两用船。在教学实训方面，“新红专”轮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虚拟数字环境与实体船舶系统的融合。这种沉浸式的教学训练模式，为学生提供更接近真实的操作环境，大大提升实训效果。这艘船的核心系统均由中国自主研发，其智慧化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领先水准，标志着中国船舶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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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南宫NG注册平台入口，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南宫NG注册平台入口，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