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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后，世界气象组织6月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至少有一年超过2023年热度的可能性高达86%。据IPCC报告预测，全球平均气温将持续上升，热浪和强降水等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也将持续上升——湖南洞庭湖干旱与洪涝的两极境遇、广东梅州高速深夜塌方、四川雅安泥石流、陕西省商洛突发暴雨山洪致桥梁垮塌、湖南资兴暴雨泥石流......

“以前五十年一遇、二十年一遇的灾害，现在可能提高到十年一遇、五年一遇，发生的频率更加频繁，这种增加的趋势还是加速的。”“卓明信援”创始人郝南盘点今年同类型的灾害说，尽管暂时没有2021、2023年那种特大灾害，但今年气象灾害的密度和强度还是很不同寻常，从今年4月起，广东等地就已经开始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从6月起，全国范围内几乎每天有两个以上的地区正在经历灾情。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同时城市也是区域政治中心、教育科技中心，一旦发生灾害其影响非常巨大。另一方面，当前城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较低，包括城市防灾能力比较低、应急疏散救援空间比较少、城市韧性区域差异比较大、城市灾害应对横向联动机制比较弱和居民风险意识比较弱。

“更新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尽管已有应对措施或标准，但未实施到位，或者有了措施和标准，但这些已落后于新形势的要求。”翟国方说，比如超高层火灾和电瓶车引发的火灾便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灾害形式；在工程建设上，类似情形有城市下水道管网建设，现在要求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但实际上很难在每个区域实现，再比如城市抗震防灾设防的新标准、城中村改造，也很难统一要求。

另一方面，现有的防灾标准不可能一味升级，当灾害超越设防标准以后，同样需要做好预案。“我们每个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都很强，但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协同整合能力相对有限，在灾害到来时这种配合上的参差会带来更多损失。”他说，同时，很多关于防灾减灾的规划和培训在一线城市落实较好，但更多地方还没意识到应对气候灾害的重要性。

“无论是气候还是其他宏观政策，往下落到具体社区以及人们的生活中时往往会变成特别纷繁复杂的家长里短，涉及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活。”来自能源基金会的姜冰说，从规划的角度来说，落实政策基本单位是街道，一个街道可能有几个小区，或者一个街道只有一个比较大的小区，每个街道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具体一个政策落到街道时会细碎到何种程度，甚至有没有落到街道，都需要画个问号。

在北京房山洪灾现场，郝南和队友们见证了爆发式山洪留下的痕迹——十米来宽的河谷，平时只有涓涓细流，灾后河床下切了5米多；在之前响应过的各种山洪灾害中，也领教过爆发式山洪的威力：“幸存者描述ayx官网登录入口网页，深夜里浪头涌过来有6米多高。”他回忆，山洪一过，不管是砖瓦房还是水泥房子，三层楼就只留下地面的瓷砖。这是一种超出认知和经验、甚至有些“超现实”的场景。

刘佳燕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或风雹，往往能放大那些日常中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比如年迈而脆弱的老树、摇摇欲坠的井盖，或是受损、老化的室外电器设施等，将其瞬间转化为归家途中的致命威胁。“我们需要提醒居民尤其是脆弱群体认知到这些风险点，同时要了解作为一个个行动主体来说，他们又是如何认知气候问题和风险的。”

她认为，需从社区和群体这些更精细的颗粒度出发，关注不同地区、人群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预防、应对和恢复能力，特别要关注其中的脆弱地区和群体——他们聚集在哪些地方，在社区的居住状况和社区的配套设施是怎样的，可能面临哪些风险。“比如大量老旧小区里的老人孩子、高温天气下的外卖小哥，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脆弱群体，需要在城市整体环境提升和资源配置中予以重点关注，背后的理念就是‘气候公正’。”

“我们想要根据不同社区的类型，去研究不同社区类型面对极端天气时不同人群的韧性诉求是什么。另一方面，从社区层面考虑气候应对建设指引，也是对现有上位政策的一种回应和补充。”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品牌策划与社区培育中心组的赵琳介绍，2023年起，他们便开展社区气候应对变化能力研究，研究在北京选取了三个典型社区进行调研走访。

赵琳说，在试点的三个社区中，居民普遍感受深刻的问题有“夏天热得不能出门”“相对于前几年更热”，也能明确的说出“全球变暖”这样的名词。有居民提到，树木倒伏砸到了自家的车，冬天出小区门会被冰滑倒，以及墙皮脱落和小区公共空间裸露的地皮风沙太大等问题。类似树木倒伏这样的现象，居民会直接反映给社区，社区也会派专人处理。

“我们在对应的社区举办了三次工作坊活动，来的很多都是老年人。”赵琳记得，在中心城区b的活动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八九十岁的奶奶，表述能力强、逻辑清楚，具备气候应对知识，也愿意向大家传达正向的观念，让工作人员们印象深刻。“我们觉得这种有倡议意识的老人，可以作为很好的志愿者和活动引领者。”赵琳说，这类个体自身具备一定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大家也愿意听她的建议，她能把相似共识的人聚在一起做事，是发挥居民自主能动性的一种措施。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生态设计中心主任车生泉教授告诉澎湃新闻，今年他们参与上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联创实验室项目，在南京西路街道和江苏路街道的两个社区做了关于气候适应性的调研，内容包括居民对高温热浪的认知、社区的绿化情况、环境调查和气候风险模拟等，试图探讨社区怎么适应高温热浪，让人能更舒适的生活。

“有些社区比较老旧，以老年群体为主，社区在前期规划时也未考虑纳入气候适应性相关内容，所以我们也在寻找解决方案，看能不能在社区做一些公共空间，类似庇护所一样的纳凉的场所等等。”车生泉说，其次老年群体更容易在夏季的高温热浪下突发疾病，他们希望在气候风险预警这块能做更多工作；最后，在未来城市更新中，他们也计划对社区环境做一些适应性技术的设计，包括提高绿化遮荫和通风等。

“雨水花园、生态植草沟、透水铺装和生态停车场等，都属于海绵城市的技术模块。”车生泉举例，像雨水花园本身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措施。气候变化的风险之一便是雨洪的不确定性增加，带来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雨水花园一方面可以将初期降雨收集、吸纳在当地生态系统中，减少地表径流，这也降低了城市开发对自然生态过程的影响，实现低影响开发。

赵琳提到，目前，在北京开展的试点项目主要聚焦于社区的治理体系和应急备案系统、基础的建筑设施、居民的自我应对能力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一个社区的韧性。未来，他们希望在传播层面，以上三个点能形成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和模式，通过媒体传播。在宏观层面，能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达成三方协作的局面，在基层治理层面进一步畅通社区治理渠道。

王虹光介绍，责师需要有一定专业技能，一方面可以摸清社区的基本情况，协同居民的需求，帮助外来技术团队共同推进实践和试点；另一方面，责师可以将实践获得的经验反馈到上级部门、反映到政策中。“比如我们提到的老旧小区改造中缺乏气候变化相应的内容，责师也可以将相关的经验反馈，未来或许就能完善相关领域的政策。”她说。

她介绍，在北京，责师基本是全覆盖的，有些责师会负责多个区域，有些责师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或是某个单位派出的一位专家，他们可以通过搭建平台的方式，引入更多的力量。“现在北京还在推动‘多师协同’，未来可能会出现建筑师、经济师和景观师等不同角色协同工作，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基层的问题，推动项目的更新落地。”

刘佳燕提到，我们需要转向更智慧和可持续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汲取中国传统营城理念中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智慧，强调预防为先，增强城市与环境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积极推广“平急两用”的规划建设理念，确保社区基础设施在平时服务居民生活，紧急时刻能迅速转化为有效的防灾避险资源。例如，日常供居民休闲的小绿地、小广场，在灾害发生时可以灵活转变为临时的避难空间，这需要跨部门、多专业力量从规划、建设到后期运维管理的紧密协作和统筹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