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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某某、王昊午共同署名完成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外来理论引入与本土化创新路径——基于20世纪两次西方理论传播与本土化实践的考察》一文写道,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被系统性地引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学者在主动借鉴的同时,着力结合国情进行消化和转化。改革开放后,西方城市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经历了第二轮大规模传播。不同于20 世纪初期个体努力的方式,这一时期理论的引入具有国家层面的思想开放及学术交流的政策推动。中国学者广泛吸收了欧美多种流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并注重将其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际情况结合,开展了大量本土化研究。
该文回顾上述两段过程发现:外来理论的借鉴是城市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为学科提供了理论资源,但必须结合本土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转化,方能真正实现理论工具的本土化。外来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并非对立统一,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整体过程,只有平衡好二者关系,才能最终推动理论的有机转换,促成本土化创新。
重拍五十遍,确有其事,也另有隐情。“始作俑者”徐克迟来近40年地坦承:当年拍电影都是用菲林,要等冲洗出来才看到效果,巧的是负责放映“毛片”的人休假三天,他也就“盲拍”了三天。最后洗出来一看,全没对上焦。失魂落魄地走回片场,面对一众工作人员“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徐克至今记得那种歉意与压力夹击下的无所适从。
但从徐克的视角来看,一切远非这般无往不利。相反地,“不是很确定、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焦灼像铁栅栏一样困住他,左冲右突而不得出。当年他初涉影坛,固然有破旧立新、重构武侠片类型的气魄,执起导筒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讲起;几年后,拍爱情喜剧《上海之夜》更是陷入自我质疑的漩涡,“究竟喜剧要喜到什么程度?”“在香港拍一个上海的故事合适吗?”再到此刻,听到张艾嘉感慨如今电影市场推广的诸多挑战,徐克连忙摆摆手,“我很少过问,不敢问。”
“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帮到年轻导演,你一定会遭受很多挫折、失败、自我挣扎,不知道该不该这样拍,甚至该不该留在这个行业。但如果电影对你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你就要坚持下去。”徐克记得,拍处女作《蝶变》时,为呈现独步江湖的“驭蝶术”搜罗蝴蝶,想像中主人公一计绝招如蝶舞天、驭风取命,现实却是蝴蝶全然失控狂飞乱舞。他也崩溃过,想过放弃。但如果那时的徐克放弃了,那影坛便从此少了一位敢于大破大立的名导,那乘风而至的新浪潮或许也会再延缓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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