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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指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概莫能外。戴耀廷等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审理过程中揭示的大量事实证据和法官判词都充分说明，戴耀廷等人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幌子，通过组织、策划、实施所谓“初选”，篡夺立法会控制权，并企图以无差别否决预算案或公共开支议案，逼迫特区解散立法会及行政长官辞职，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旨在破坏、摧毁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颠覆国家政权，是十分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属重罪，必须依法严惩。
发言人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的核心要义。在戴耀廷等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中，香港特区执法、检控、司法机关秉持专业精神，顶住外部压力，依法拘捕、检控、审判，捍卫了法治权威和尊严，履行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区宪制秩序的法定职责，天经地义，无可指摘。正式判刑后，少数国家政府、政客及反华媒体罔顾法治精神，抱持虚伪“双标”，大肆抹黑判决结果，我们对干扰香港执法、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和破坏特区法治的言行予以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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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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