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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甲醛污染问题成为民众在房屋装修后普遍关注的话题，甲醛检测、甲醛治理等服务也应运而生。然而，不少读者反映遭遇了甲醛“假检测”“假清除”问题。比如，广东深圳市读者张腾称曾遇到不法商家，一方面利用自己对甲醛危害的恐惧心理，刻意渲染，制造“甲醛焦虑”；另一方面操控甲醛检测数值，引导购买甲醛治理服务。还有山东济宁市网友“土豆”反映，个别公司没有治理资质，却谎称能够完全清除甲醛，欺骗消费者。

一些商家还试图用虚假数据蒙蔽客户。今年7月，广东广州市的陈先生在某环境治理机构购买了一次“全屋甲醛检测”服务。在工作人员抽取空气样本期间，陈先生打开机构带来的检测仪，发现在一个隐藏页面中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甲醛含量的基数已被设置成了“+0.03”。陈先生从相关从业人员处了解到，“如果基数设置为‘+0.03’，无论真实数据是多少，检测结果都会高出每立方米0.03毫克”，商家即可借此引导客户购买甲醛治理服务。

除了人为调控检测仪基本数值外，有些机构还会利用显色液等手段操控仪器数值，滴得越多甲醛浓度就越高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相反则越低，检测仪变成欺骗的道具。在一些地方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甲醛治理市场诚信缺失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初检时人为提高检测值、复检时再人为降低检测值，如此操作成为商家们心照不宣的秘密。今年2月，四川成都市读者杜女士在搬入装修过的新房前，花费2990元购买了全屋甲醛检测和治理服务。治理后，工作人员检测甲醛浓度为“合格”。然而在搬入新家后不久，她的儿子开始出现头晕、胸闷气短等症状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之后我就找了两家更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均显示甲醛浓度超标了一倍多，我们只能立刻搬出，在外面租房子住。”杜女士说。

更需警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线上违规开具甲醛检测和治理的企业资质、个人能力证书牟利，从线上到线下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记者在某主流电商平台检索“甲醛检测证书”，发现有不少可开具相关企业资质以及个人能力证书的网店，一些商品图片上甚至用大字标榜“官方网站可查真伪”。记者随机咨询一家网店的客服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是否可以办理从事甲醛治理行业的企业资质证书，对方表示需提供营业执照，并称“一套费用600元，包含三年年审”。记者追问是否需要评定，客服随即发来一个微信账号，并表示“不严格的，基本上都能通过”。记者再问是否可以办理甲醛治理方面的个人能力证书，对方表示只需提供身份证号、姓名、本人自拍照片即可，不需要做能力测试。

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机构购置几台检测仪、几瓶药剂就可支起摊子接活，“有的保洁员都改行干起了测甲醛、除甲醛的营生”。网友“土豆”反映，在众多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宣传加盟甲醛治理机构的帖子，“想做甲醛治理机构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只要成立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即可，短视频平台推广渠道开通后，就可以开始线上接单了。”某社交平台上以“除甲醛创业”为标题的短视频如是说。

行业门槛低，导致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无序竞争乃至乱象丛生。为了抢客户、揽业务，可能陷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中。张腾关注到，目前市场上不乏一些价格极低的甲醛检测、治理服务，它们往往以“特价优惠”“限时抢购”为噱头，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比如原本60元每平方米的治理价格，却被很多商家拉低到二三十元，这种远低于成本的报价背后存在的人员不专业、设备简陋、试剂不合格的风险，终将由消费者承担。

目前，甲醛治理品牌主要以“加盟”模式进行市场扩张。较低的入行标准，简单的加盟方式，让甲醛治理市场成为“圈快钱”的角逐场。事实上，近年来不少甲醛治理头部品牌“翻车”。不久前，加盟商遍及全国的“森家环保”被曝除醛服务涉嫌违法违规，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将“转化率”建立在虚假的甲醛检测数值上。在甲醛治理市场监管不足的背景下，一些品牌出事后改头换面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抹去“黑历史”卷土重来，加剧行业失信乱象。

此外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市面上还出现不少冒牌公司，盗用专业检测机构名头开展业务，给正规企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李先生来自北京一家正规专业环境检测机构。今年5月，李先生接到顾客的电话，称其所在的公司检测价格不统一，上门检测人员与该公司人员信息不匹配。这时李先生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公司的名号被盗用了。“我们公司有专业的资质，自媒体账号也是经过专业号认证的，但是这个冒名公司没有经过专业号认证。”李先生多方确认后发现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该检测机构并未取得授权，而是冒用了李先生所在公司的名头，“这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名誉，还涉嫌欺诈客户。”

近年，有关部门不断更新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范。去年实施的最新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关闭门窗1小时后，室内甲醛浓度不高于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实际检测操作中，检测值通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甲醛检测首先要对室内环境进行封闭处理，如果刚好在封闭的这两天，装修材料释放的甲醛量多一点或少一点，检测值就会不准确。同时，气温高低也对甲醛释放量存在影响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如果在气温高的天气进行检测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可能数值也会偏高。”陈金伟说。

对于除醛机构既当检测、治理“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法律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去年更新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中就要求“检验检测机构应当独立于其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不受任何可能干扰其技术判断的因素影响，保证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公正准确、可追溯”。据此，“左手接检测、右手接治理”的商业模式属于违规操作，更别提在甲醛检测数据上造假，已经触及“红线”。

冯琳认为，主管部门应提高甲醛检测和治理行业准入门槛，严格审查企业资质；监管部门应以更强有力的监管，规范甲醛检测和治理市场，筑牢广大居民室内环境安全防线。“对于甲醛检测和治理过程中的数据造假问题，应坚持‘零容忍’，及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为行业设路标、划红线；对于存在的黑灰产业链要形成打击联动机制和常态化监管机制，让造假行径无处遁形。”

防治野猪泛滥“撒野”，首先要破除“野猪不能打”的旧观念。当前，野猪这一物种已不存在生存威胁，种群增速远远超过豺、狼、虎、豹等天敌的繁衍速度。国家林草局2023年公布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将野猪调出目录，使其不再属于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物种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举措。然而，由于前些年来野猪“三有保护动物”的身份，“野猪不能打”的观念在一些人脑海里根深蒂固，亟需加大宣传予以破除。

防治野猪泛滥“撒野”，还要突破“野猪只能专人打”的旧框框。在许多农村地区，野猪泛滥成灾已成农民的最大困扰。好好的庄稼，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野猪糟蹋殆尽，农民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有的村庄每年损失的瓜果蔬菜及粮食就有数万斤，有的农民损失达数亿元。面对猪患猖獗，受害的农民往往只能“望猪兴叹”。尽管针对野猪的捕猎手续已进一步简化，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看到野猪糟蹋庄稼只能“驱赶”，大街上遇到野猪的最佳处置方式仍是“躲避”，等待专业人士处理。一些地方也探索通过组建专业狩猎队、建设控制阻隔设施等综合防治手段缓解野猪致害问题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但面对快速增长的野猪数量仍显力不从心。一些专业人士呼吁，除了专业猎捕和无害化处理之外，鼓励公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打野猪，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将野猪数量控制在正常合理水平，一些欧美国家通过制定猎捕计划、用箱子或畜栏设置陷阱捕获等方式增加捕杀数量，还通过搜捕野猪后对其进行绝育等方式延缓野猪种群数量增长。拿欧洲来说，二战后欧洲开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工业革命而数量剧减的各种野生动物逐渐回归，到本世纪初德国首都柏林地区就有野猪上万头，野猪扰民、伤民事件频发。柏林市政当局允许猎杀野猪，有时一年猎杀超过1700头，而野猪肉在德国也是一道颇受欢迎的佳肴。再举例来说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日本环境省前不久宣布，鉴于熊的数量猛增，去年全日本被熊所伤的人数创10余年来最高纪录，日本政府决定将熊列入指定管理鸟兽名单，这意味着民众捕熊可获得政府补贴。此种与时俱进的做法亦值得借鉴。

总之，防治野猪泛滥“撒野”，要多一些百姓视角，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办法总比困难多。早在2017年，原国家林业局就曾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调控野猪种群和防控野猪危害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对野猪种群开展调控工作，但受资金保障不足、猎捕效率低、队伍不专业等因素制约，相关工作开展并不顺利。不妨多倾听一线猪患受害者的呼声，及时对与现状不匹配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调整，放宽民众捕猎野猪的限制，探索允许食用经检疫合格的猎捕野猪，避免野猪数量野蛮生长，恢复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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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暴日。根据2021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在我国，有8.6%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 2016年反家暴法施行后，对家庭暴力零容忍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李莹从事反家暴工作已有二十余年，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律师，近几年，李莹切身感受到全社会对于反家暴议题的关注以及国家层面对反家暴工作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她也在一个个家暴受害者的遭遇中发现了问题——制度难以落实落地。 李莹认为，只有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多方联动，才能让反家暴法“长出牙齿”。反家暴律师、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 受访者供图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新京报：以你的观察，我国现阶段的家暴案例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李莹：通常意义上，家暴有四种形式，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我最近感受比较深的是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孩子情况变多了。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被抢夺、藏匿或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疫情后，部分人心理波动较大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夫妻双方的有效沟通不够，长期、偶发的家暴很容易演变为恶性家暴案件。近几年，我接触的一些离婚期间、离婚后发生的恶性家暴案件数量上有所增加，有些情节极其恶劣，包括砍杀、烧伤甚至灭门案件。 此外，每年我都会遇到一些非典型家暴案例，比如冷暴力，一方对另一方不理不睬、长期忽视；还有在妻子和未成年子女重病时将其遗弃的，这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新京报：在制度层面和司法实践中，如今的反家暴工作有哪些积极变化？ 李莹：我国在制度层面对反家暴提高了重视，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最高法也非常重视反家暴工作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每年都会发布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并多次发布反家暴相关指导意见等文件。 反家暴单独立法以后，老百姓的反家暴法律意识也在加强，法律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家暴告诫书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司法实践中，更多的家暴受害者选择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自救。提及家暴问题的离婚案件数量也有所增加，更多当事人、律师积极主动地适用反家暴法。 如今，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反家暴成为热度居高不下的社会议题，反家暴主题的影视作品也被搬上荧幕，总体上形成了良好的反家暴社会氛围。 新京报：你接触的家暴受害者最普遍的需求是什么？ 李莹：她们首要的需求是停止家暴，“不要打我”，然后才是离婚、抚养孩子、分割财产等。 新京报：这些受害者“停止家暴”的需求能得到满足吗？ 李莹：找到我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社会新闻中，仍有不少受害者因为家暴而死亡、残疾或重伤。我近期代理的一个案件当事人，也是备受关注的社会新闻当事人——四川成都的家暴受害者小谢，她两年内被家暴16次。其间，施暴者两次收到警方开具的家暴告诫书，但暴力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小谢全身多脏器损伤，住进ICU，施暴者才被刑拘，暴力才终止。2024年7月，家暴受害者小谢在出租屋内演示前夫用尖刀对她实施家暴的场景。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 如果法律不能长出牙齿，那就是摆设 新京报：反家暴机制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李莹：在实践中我发现，反家暴议题好像只是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狂欢”，但没有真正触动到基层各部门和人员。有制度，得去用。反家暴法如果不能长出牙齿，那就是摆设。遗憾的是，反家暴法的落地落实非常不足，纸面上的法律并没有落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的工作职责之中。反家暴庇护所无人知晓，强制报告制度也未被激活。 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很多派出所的民警知道有反家暴法，但并不了解具体措施。很多地方的派出所遇到家暴案件都当做普通家庭纠纷处理，各打五十大板，有些派出所连一封家暴告诫书都没开出过。特别荒诞的一个事情是，援助工作中，我们会建议家暴受害者把反家暴法打印出来，勾画出其中关于家暴告诫书的内容，带上家暴告诫书的模板，把这些材料交给民警，由受害者一步步“教”民警依法开具家暴告诫书。 经济发达地区落实情况会好一些，但是有些部门的人员在反家暴工作上处理得比较机械、乏力，不考虑效果及家暴受害者面临的处境。在小谢的案例中，法院下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街道社区妇联上门劝解、提供法律援助，当地民政部门也设有反家暴庇护所，最多可以住10天，但10天以后怎么办？小谢前期多次报警，要求警方拘留施暴者，但都被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了。警方曾开具家暴告诫书，但这是针对偶发轻微的家暴的措施，对于长期、严重的家暴案件，口头劝诫、书面告诫是没有用的，需要更严厉的处罚措施。因此，虽然每个部门都做了工作，但是还是没有意识到施暴者对小谢造成的危险。 很多基层法院对家暴问题也非常审慎，离婚案中家暴认定率很低，很多情况下在我看来证据已经很充分了，法院还是认定证据不足。我代理的一起离婚案，受害者认为男方构成家暴，申请损害赔偿，提供了在电梯里被殴打的视频、法院认定构成家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在判决书里将男方的行为表述为“失当行为”，由于证据不足，不构成家暴。这对受害者来说，举证难度很大，对施暴人来讲，违法成本很低。 新京报：加强对各部门反家暴工作的考核能否解决上述问题？ 李莹：不一定。有的地方把家暴案件发生率作为综合治理考核标准，一旦发生家暴，相关责任人就会扣分。有些走投无路的家暴受害者在网上维权，会被认为影响当地形象，造成各部门人员不去处理施暴者，而是“捂盖子”处理受害者。 司法体系中，家暴发生率的考核指标会驱使审判人员在判决时将本该是刑案的家暴案件定义为民事纠纷，或做罪轻化处理。 要想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需要调整家暴工作的考核标准，不应机械地把家暴发生率作为考核指标，而应综合考虑家暴案件处理是否及时、受害者是否满意以及家暴复发情况等因素。反家暴律师、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 受访者供图 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应多方联动 新京报：政府、社会公益力量、家庭、个人，反家暴最重要的主体应该是谁？目前哪个主体缺位最大？ 李莹：个人当然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但是当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施暴者时，个人和家庭是非常无助的，这时更重要的是国家责任，也就是公权力机构及时有效的干预和介入。 2021年12月，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我国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受过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8.6%，与旺盛的需求相比，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和社会公益力量对反家暴工作投入严重不足。 据我观察，政府购买服务中关于反家暴的项目数量很少，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公益力量当中，专门从事反家暴社会组织数量稀少，资助反家暴项目的基金会更少；在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中，我也几乎没有见到过从事反家暴工作的专业人员。 新京报：结合实际案例谈谈一个健全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是怎样运行的？ 李莹：2016年3月，反家暴法施行后，我接触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家暴受害者冬梅（化名），她长期被丈夫家暴，后来带着孩子逃出来，向民警求助，民警把她们送到了民政部门管理的反家暴庇护所。 当地妇联作为牵头部门，联动各个部门，发挥了积极作用。妇联委托我创立的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介入，我们为冬梅提供了法律援助、心理支持、社工陪伴等专业服务；联动公安、法院，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仅用37天就通过调解成功离婚；这期间，冬梅一直住在庇护所，按规定，庇护所最多住10天，也是妇联从中协调争取；冬梅离婚后，妇联还帮她找了房子，解决了孩子转学的难题。这是一个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多方联动的成功案例。 新京报：哪些地方的反家暴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比较先进，值得推广借鉴？ 李莹：1998年，中国台湾颁布《家庭暴力防治法》，二十余年来社会的反家暴机制运行得比较顺畅，值得借鉴。 台湾设有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家暴防治中心；公安系统和社区都设有专职的家暴防治官，保证了反家暴工作的稳定性以及专业性；“113”反家暴热线社会认知度非常高；台湾也设有强有力的强制报告制度以及完善的家暴统计、监测系统；庇护所由政府出资，民间机构运营，可供受害者长期居住，庇护所提供就业培训，还会给离开庇护所后陷入贫困的受害者链接社会爱心人士，提供价格便宜的房源。 台湾有2000多万人，人口数量相当于北京市，台湾每年发出6万多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8月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7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1.5万余份。从这组数据来看，我们的反家暴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公益力量不断努力。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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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汽车租赁公司（下称“租赁公司”）将挂靠在公司名下的一辆小轿车租给他人使用，租车司机在驾驶中因操作不慎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车辆坠入河中，3名乘车人在事故中丧生。当地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2014年第二次修正版）相关规定，对租赁公司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租赁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均未获得支持，于是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事故发生后，由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牵头，多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进行调查，并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史某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实际操作能力不足，临危处置措施不当；间接原因是租赁公司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强化对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对公司车辆（含挂靠车辆）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同时，其他单位和部门也应承担相应的间接责任。某市政府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同意该报告对事故经过、原因、性质的认定。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已获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的规定，于2020年9月对租赁公司作出处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因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对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作出明确规定，对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调查及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综合分析及判断。租赁公司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等问题，应急管理部门结合安全生产法第109条“发生较大事故的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租赁公司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应急管理部门在作出决定前向租赁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听证会通知书，程序合法。2021年7月，法院作出行政判决，驳回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

租赁公司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市中级法院认为，市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作出了批复，上诉人对该批复未提出异议。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2条第二款“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的规定，应急管理部门按照案涉批复，履行了相关程序，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21年11月，某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调取了行政机关处罚卷宗、法院审判卷宗，对全案进行了审查。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租赁公司在租车前对史某的驾驶证、身份证等准驾资格进行了审查，双方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在合同中对租赁人安全使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发生事故后，经司法鉴定，案涉车辆未被发现存在转向、制动等故障。

“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事实也不准确，应急管理部门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的违法事实包含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等。但根据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租赁公司非道路运输企业，且从业人员未超过100人，只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即可，无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承办检察官认为，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汽车租赁公司如何管理出租的汽车设置义务性规定，应急管理部门在处罚依据中也未列明认定该公司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的法律依据。

本案适用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进行行政处罚，还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应急管理部门认为，租赁公司存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等问题，但该问题仅是违反安全生产法第94条的规定，且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驾驶人史某超速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实际操作能力不足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临危处置措施不当。因此，对于租赁公司不能按照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进行行政处罚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只能按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贵州省检察院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规定的目的是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处罚，真正起到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作用。第三方原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引起的事故，生产经营单位没有责任，就不应当依据本条规定予以处罚。租赁公司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其被作为道路运输企业认定承担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对公司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市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理由充分。

同时，针对二审法院认定租赁公司未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出异议的问题，检察官经调查后认为，案涉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作出后，相关行政机关并未及时送达该公司，也未告知其对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享有的权利及义务，该公司客观上并不能就批复提出异议。同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出异议是对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该公司是否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出异议，并不影响本案诉讼。

就本案来看，租赁公司仅出租汽车给驾驶人史某使用，史某具有符合要求的准驾资质。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超速驾驶，认定史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退一步讲，即便租赁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属于案涉事故的“间接原因”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应急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违法事实应为安全生产法第94条所规定的内容，也不应按照该法第109条予以处罚。此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未履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义务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直接原因的，安监部门适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7条对相关运输企业实施行政处罚不妥”的答复要旨，此案也不应适用安全生产法第109条对租赁公司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