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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晓燕在启动会议上指出，最高检党组多次强调要完善刑事检察基本业务指导机制。逮捕、起诉、刑事诉讼监督等刑事检察基本职能、共性业务，任何时候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强化统筹和指导。最高检各刑事检察部门要在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统筹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刑事检察共性问题的研究，认真研判宏观刑事检察业务数据，分析重点案件类型、重点办案领域、重要业务态势，研究刑事检察业务重点举措，一体抓实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统筹开展刑事检察理论研究、检察官职业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更好推动落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苗生明就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开展有关工作提出要求，并对2025年刑事检察工作重点作出部署。他强调，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重在提升刑事检察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性，加强统筹协调和对下指导。刑事检察部门要加强沟通交流、协作配合，统筹落实最高检党组有关刑事检察工作的决策部署NG28官网入口注册，强化一体化意识，不断完善工作措施，细化工作制度，狠抓机制落实，确保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实质化运行，持续做优做强新时代刑事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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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专家表示，青少年痴迷“烟卡”会带来5大危害：一是通过“烟卡”过早地接触烟草商标，可能会造成尝试吸烟的心理暗示；二是痴迷“烟卡”游戏，可能促成变相的赌博行为，且“烟卡”分等级会在同学间形成攀比，出现价值导向问题；三是在路边寻找甚至在垃圾桶翻找丢弃的烟盒，极易受到细菌污染从而影响健康；四是为获取“烟卡”，已出现校园教唆、胁迫等不良现象；五是可能滋生违法犯罪。

北京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北京市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支修益提到NG28官网入口注册，“烟卡”的潜在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误导青少年认知，孩子们在收集、交换烟卡的过程中，很容易对烟草产生好奇和向往。二是烟草广告效应，玩具“烟卡”上印刷的烟草品牌标识和相关信息，实际上是在向孩子们传播烟草广告。三是增加未来吸烟风险，孩子们在接触玩具烟卡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渐接受并模仿吸烟的行为。

廖文科表示，卫生与健康部门或专业机构首先要表明态度，“烟卡”游戏是不健康的游戏，要限制其在青少年中流行。其次，学校要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和管理，采取必要的措施，劝阻或制止青少年沉迷于“烟卡”游戏。在对学生宣传烟卡游戏危害的同时，明确制止学生在校园内玩“烟卡”，叮嘱学生不要在放学后玩“烟卡”。还要把“烟卡”游戏的危害告知学生及其家长，要求家长不要为孩子提供“烟卡”，制止孩子在家或社区与同伴玩“烟卡”游戏。在对中小学生加强教育和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强引导和疏导，为孩子们提供更加丰富且喜闻乐见的课外活动平台，引导和培养孩子们有意义的兴趣爱好及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还要从源头上取缔“烟卡”销售行为，要呼吁有关机构加强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取缔“烟卡”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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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某蕙介绍，母亲去世后，自己与父亲就母亲的遗产问题发生争执，自己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遗产。经过一审、二审以及撤销重审、再审，法院认定朱某蕙母亲的遗产由父女二人继承，父亲继承60%，女儿继承40%，因此朱某蕙可以分得761万余元财产。朱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但在审理期间朱某死亡，上诉人变更为朱某的非婚生女朱某博。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在遗产分配上，法院提到，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根据朱某遗嘱意愿，朱某博可以分得遗产的50%。而“黄某之所以成为涉诉遗嘱的受遗赠人与非婚生女朱某博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有违公序良俗”，法院认定该部分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NG28官网入口注册，结合扶养义务情况，该部分朱某博继承60%，朱某蕙继承40%。综合下来，朱某博继承朱某遗产的80%，朱某蕙继承20%。

朱某蕙的律师、江苏永衡(宿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洪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目前最不能接受的点就是朱某蕙母亲的遗产最终流向了朱某蕙父亲的私生女，这个结果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王洪娟认为，朱某博本身没有过错，但她和其母亲是一体的，最终结果就是朱某蕙母亲的财产流向伤害她的人。朱某蕙的母亲2008年确诊精神分裂，之后又瘫痪在床，不具备立遗嘱的能力。如果她能立遗嘱的话，肯定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给到第三者。王洪娟表示，他们将向高院申请再审。

红星新闻记者搜索发现，该案件当年曾被众多媒体报道NG28官网入口注册，黄某彬立下公证遗嘱将遗产赠与婚外情对象张某英。在诉讼中，法院以“公民的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黄某彬与张某英在非法同居关系下所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风气的违法行为，且该遗嘱虽是黄某彬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在赠与财物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为由，认定遗嘱无效。

杨燚解释，从遗赠法律关系角度，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任何受遗赠人因身份问题而发生继承的阻断，且从保护私产角度，处分权作为遗赠人出于自由意志而进行的赠与也是私法领域保护的重点事项之一。但遗赠人与受遗赠人的婚外情严重破坏了遗赠人与配偶之间的婚姻和家庭，违反了基础的婚姻道德，也就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由此应当认定遗赠人的这一遗赠行为无效。这项法律的适用，是符合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的。相反，如果法院支持了本案的遗赠行为，会对我国倡导的正确价值观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炜衡律师事务所婚家委主任张静律师同样提到，过往也有过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调整遗嘱内容的案件。该案中，朱某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他人同居，显然违反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婚姻忠诚的义务，将遗产赠与第三者的部分认定无效是合法合理的。“如果朱某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又不愿意将遗产留给大女儿的话，遗嘱完全可以采取留给其他人的方法，比如全部留给小女儿朱某博。”

张静解释，现实中很多人可能并不能接受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地位等同，朱某蕙的观点也明显是对这一原则有所抗拒，但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从非婚生子女的角度来讲，其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不会因为法律上不认可父母的这种关系或者父母存在过错而导致其权益受损。

对于遗嘱的有效性，张静表示，民法典继承编中明确了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只要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是否写在草稿纸上、是否经过公证不影响其效力。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比如受到胁迫或者不是真实意思表达，笔迹鉴定等角度证明遗嘱伪造等，那么法院自然要依法认可遗嘱有效性。案件中朱某蕙提到的遗嘱的一些问题，都只是推理和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