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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下设碳十四年代学、古DNA、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考古、冶金考古、玉石器考古、陶瓷玻璃考古、数字考古、纺织考古、文物保护科技、文物保护修复、考古遗产、实验室考古方舱等18个子实验室，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夏商文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5个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
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综合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先进技术，组织开展跨学科、跨单位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未来5年，该重点实验室将围绕重大历史问题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持续取得进展，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和夏商文明科技考古研究，推进数据库建设，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不断加深，主持或主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为国家战略服务。同时，开展世界级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课题研究，为人类文明研究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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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存在上述理念问题，每当“驴友”探险被困事件发生，舆论场总会呈现两种观点，比如“2万元救援费用太少，200万元才能长记性”“救‘驴友’就是浪费人力”等。前述观点固然偏之于极端，但的确为救援“驴友”提供了思考的角度。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探险不存在或然性，而是生命安全存在有90%受到威胁的可能性，此时，还会有多少“驴友”选择此种探险的自由？以常理度之，将淘汰绝大多数冒险者，而对于那些从血液里便热爱冒险的人，自然也愿意缴纳高昂的“保险费”。
可见，无论是“幸存者偏差”还是自陷风险的自由，从理论回到现实生活，要解决的问题仅是在化解不确定性风险的基础上给予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便是“山区危险”的提示，只要这种危险是抽象的而非具体或者说是可量化的，便不能引起人们对自身安全的足够注意，进而可能引发政府责任的讨论。
因此，从治理的角度上，对探险地做风险等级划分并设置相应等级的救援费用标准，可能是破解“驴友”不听劝阻并达成舆论合意的方式。如一地的风险等级为超高风险，救援成功率不足10%，救援时长超过48小时，救援费用为100万元，那么，“驴友”就会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并将衡量自身的经济条件作出决定，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从无限责任的大政府约束中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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