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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中学生在体育课上受伤，要求学校承担侵权责任，学校认为已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拒绝赔偿。 本案争议焦点：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11月22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小李是就读于某中学的初三年级学生，一次体育课上，他在练习一项球类中考体育项目时摔倒受伤。小李主张，自己受伤时任课教师正在处理其他同学之间的纠纷，没有对正在练习的他进行指导和保护，存在缺席行为，因此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中学认为，小李的受伤属于意外事件。首先，小李是在体育课过程中参与中考项目训练时意外摔倒，系自身动作原因导致受伤，而非学校的设施设备存在问题。其次，小李受伤的动作发生在一瞬间，即使教师一直在他身边，也无法贴身保护，要求教师避免学生受伤，超出了合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时小李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该中学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判断该中学是否存在过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是课程的设置是否合理。小李练习的项目系中考项目，并非学校自行设置的不符合学生年龄或体质要求的项目，学校在课程中教授该项目系正常的教学活动。该项目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学生在初一或初二时便开始接受相关的学习和训练，该项目对已练习过一段时间的初三学生来说危险性并不显著。 二是学校的场地设施是否存在缺陷。学校提供的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器材不存在缺陷及安全隐患，是确保学生体育活动安全的重要保障，场地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经调查，本案事故发生时学校的运动场地及运动器材等设施均不存在缺陷，事发地操场上也不存在场地不平整、有异物等对学生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 三是学校在安全教育和管理中是否存在失职。事故发生时，任课教师正在处理其他学生间的纠纷，并非离岗离职。根据当时的教案安排，涉案运动项目系课程尾声的活动项目，热身、准备活动均已完成，任课教师亦进行了课前安全教育，且事故系瞬间发生，教师在场亦无法提前发现危险或及时予以阻却。 四是学校的应急处置是否及时妥当。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害学生，并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有条件的，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本案事故发生后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任课教师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及时通知小李家长、陪同小李前往医院检查、垫付部分医疗费用，且学校在小李出院后安排教师对小李受伤期间的课程进行补习，在此过程中该中学的处理并无不当之处。 综上，小李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该中学对其受伤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法院认为该中学已尽到了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判决驳回小李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通过判后答疑，在法定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本案适用过错归责原则，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延庆法院立案庭法官刘曼宜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刘曼宜表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适用过错归责原则。与第1199条在归责原则上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不同，第1200条采用了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因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相比，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心智已渐趋成熟，对于事物已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危险事物也有一定的预防和控制能力。 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而引发的纠纷，如果仍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教育机构而言责任太重，不利于平衡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教育机构的正常教学秩序和管理秩序，甚至会导致学校等教育机构采取减少学生体育活动、劳动实践，严格限制学生在校时间等消极预防手段，反而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因此，在适用该条时，对于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举证责任，由受到伤害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承担，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不能举证证明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则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不承担侵权责任。 刘曼宜认为，所谓教育职责，是指依法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避免其侵害他人所应尽的职责，主要强调在安全防范、事故防范及不损害他人等方面的教育。所谓管理职责，是指教育机构对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安全有关的事务依法应尽到的妥善管理的职责。包括建立安保制度、提供各种安全的场所设施，以及在组织的活动中尽到安全保护的义务。 《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其他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于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职责已作出广泛、具体的规定。如果能够证明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了这些职责，致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即应承担侵权责任。 对此，可以重点参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的规定。“学校是公共场所，定时组织教学活动如体育比赛、运动会、社会实践等，是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措施。在活动时校方对于学生应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学生发生校园意外伤害事件时责任如何界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学校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刘曼宜表示。 针对此案，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郑飞表示，体育教学活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体质、培养团队协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关键环节。然而，体育运动本身都伴随有一定的风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学校应当做好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和运动伤害风险防控，通过科学合理的课程安排、完善的场地设施维护、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以及及时得当的应急处理机制，为学生提供安全、健康的运动环境。 此外，还应当建立完善的意外伤害风险分担机制，对在体育活动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伤害提供系统性的风险预防和应对策略，提升学校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更大程度上保障学生权益，从而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让学生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参与体育活动，充分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和益处，真正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同时也建议学生家长在孩子在校受伤后要理性对待，合理表达诉求，“避免学校为开展体育课程、体育活动而‘瞻前顾后’，甚至‘裹足不前’。”郑飞说。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在宏观层面，首先，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的综合性战略规划，明确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总体目标、实施路径和时间节点。地方政府应根据国家战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企制宜”制定地方性实施细则和行动指南，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其次，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既要制定与数字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数据安全保护法、隐私保护规定等，又要完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后，提供财政支持与税收优惠，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
在微观层面，首先，强化企业内部的顶层设计。企业管理层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将《指南》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其次，增强企业组织架构的灵活性。完善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将IT、研发、生产、环保等部门工作有机结合，确保信息共享和高效协作。最后，优化资源配置，企业应积极引进并培养兼备数字化绿色化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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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齐德学，辽宁省黑山县人，1950年4月生，1968年2月参加解放军，曾是空军飞行学员，全国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5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调入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历史研究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曾任原军史部副部长，战略部副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首任会长，2011年7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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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手法的变化，公安部门早已察知。在李明运送纸箱的过程中，警方通过警银合作预警机制，找到了诈骗受害者姜先生。“姜先生遭遇的是投资理财类诈骗，骗子跟他说，线下交付现金投资款，可以省去平台交易费用。”承办此案的花木派出所民警顾磊告诉记者pg模拟器试玩网页版，已经被深度洗脑的姜先生，按照骗子指示，先用积蓄购买了实物黄金，然后到银行取现，之后将这些财物打包装箱，再叫网约车转运“投资款”。
不仅在上海，近期，全国频繁出现利用网约车运送现金、黄金等，转移电信网络涉诈财物的案件。据媒体报道，郑州、武汉、金华等多地出现利用快递、网约车运送黄金实施“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为了快速实施诈骗与转移洗白赃款，不法分子诱骗受害者，提取现金或购买黄金，并通过网约车运送到指定地点，给后者造成较大财产损失。
如今，为何网约车取代快递、闪送等渠道，成为新的涉诈财物转移工具？上述民警表示，邮政、快递、闪送等行业，逐步严格对快件收寄的验视要求，也有对收件人的实名核查要求，加之物流从业者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能力增强，“诈骗分子通过快递、闪送等寄送实物黄金，被查的风险越来越大，所以又开始钻新的空子。”于是，便捷的网约车就成了诈骗分子的新工具。
而在线上，“跑分”等手段依然盛行，一些诈骗团伙开始通过购买虚拟货币，向境外转移涉诈资金，给监管和整治带来新的挑战。据介绍，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过程中，卖方先在虚拟币交易平台上出售虚拟货币，买方支付人民币用于购买虚拟货币，卖方用银行账户收取赃款，再进行拆分、取款，之后再将现金交给上家，并收取虚拟货币作为佣金，如此循环往复，逐步洗白赃款。实际上，买方的账户就是电信诈骗分子控制的账户。
在打击和治理“洗钱”违法犯罪活动时，参与其中的人，尤为需要关注。上述法律界人士表示，对参与“洗钱”环节的人员，根据行为的不同，主要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信罪”。所谓“帮信罪”，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从各地检察院的数据看，这个滋生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温床的新型犯罪，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同时，犯罪手段呈现智能化特点，如使用批量注册软件等技术设备以及虚拟币等手段来实施。此外，犯罪主体呈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特征，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涉案人数增多，有的甚至在自身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时也丝毫没有察觉。“他们在洗钱活动中，充当租售银行卡和电话卡、跑分等行为角色，可以理解为诈骗分子洗钱的帮凶，构成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上述法律界人士说。
为应对“洗钱”活动的新形势，我国正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和落实措施。今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围绕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加强反洗钱监督管理、完善反洗钱义务规定等内容，对相关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公安部门也在强化多警种合作、提升侦查技术等方面发力，力争提升全链条打击、切断非法资金流转的打击效能。
